一枚枚出土简牍上的古老字形，经过释读、辨形、集字、书写，重新进入《楚辞》的文本世界。4月26日下午，凤凰书法大讲堂第14讲在苏州观前新华书店五楼举行，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友舟以《战国楚简书风研究》为题开讲，从汉字演变、书体流变、到战国楚简的书风特征，把自己多年深耕研究的一项文化“慢工程”奉献给苏州听众。
朱友舟长期从事书法学、简帛书法学和书法材料工具研究，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战国楚简书风研究》、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楚简楚辞创作》等。近年来，他围绕战国楚简持续推进学术研究、书法创作与教学转化。不久前，其新著《楚简集字〈楚辞〉》（全四卷）由崇文书局正式出版。该书汇集近3万个楚简墨迹字形，以楚简集字形式系统呈现《楚辞》篇目。可谓用功极细，工程浩大。
讲座现场，朱友舟透露，在《楚简集字〈楚辞〉》之后，他还将继续推进楚简集字《诗经》《周易》等经典文本的转化。从《楚辞》到《诗经》《周易》，这项工作通过对出土文献整理、古文字研究、书法墨迹呈现、古典文本集字整理等，让许多沉睡千年于楚简中的古老文字，重新获得被认识、被临写、被运用、被理解的文化弘扬与传承。
把优秀经典接到大众书桌前
对普通读者而言，楚简并不容易亲近。楚文字本身具有较高的专业门槛，《楚辞》文本古奥深秘。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守奎教授曾评价，《楚辞》是楚文化的精华，但十分难读；楚文字在汉代已成“古文字”，今天则更难读懂。朱友舟以楚简文字集《楚辞》，既展现了楚文字的无穷魅力与楚时书法的风范，又体现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长期以来，古文字研究和书法创作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古文字学者负责释读、整理、考证，书法学习者则面对临摹、创作、用字的实际需求。对于许多书法爱好者来说，学习楚简书法常常会遇到两个难题：一是查字难，二是创作时缺少系统可依的集字范本。朱友舟所做的，正是试图把这两端接起来。
《楚简集字〈楚辞〉》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战国楚简书风研究”的延伸性实践成果。全书主要取自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包山楚简等已公开发表的出土材料。对于楚简中未见之字，则依据文字学规律，以假借、借代等方式审慎处理。它既是一部可供书法学习者临摹、查字、创作的工具书，也是一项古文字研究成果向书法教学与实践转化的具体尝试。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教授曾指出，利用楚简文字写录《楚辞》，因为《楚辞》中有不少字不见于已出楚简，需要使用通假方法，并利用现有楚简文字偏旁进行处理，其中涉及大量专业文字学知识，充分反映出作者的积累和学识。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董珊教授则将这项集字工作与唐代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相比较，评价其“信矣绝技，可亚怀仁”。
这样的评价，既指向作品的书法难度，也指向背后其文献整理和转化的重要意义。
写准一个字，比写漂亮更难
讲座现场，朱友舟没有把楚简书法讲成玄妙难懂的概念，而是从一枚枚简牍墨迹讲起，深入浅出，娓娓道来。
屏幕上，不同楚简材料中的字形依次呈现。有的结体修长，有的姿态灵动，有的两端尖细、有的中段饱满。朱友舟指着其中某一类线条解释道：这样的笔法在后世逐渐少见，而在楚简墨迹中保留着早期毛笔书写的鲜活状态，实为难得。“起笔尖，收笔也尖，中间粗。”他一边讲解，一边提示听众观察笔画的形态变化。对他而言，楚简的笔法与示形，早已烂熟于胸。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文字学和书法学打通。”在互动环节，面对读者关于楚简书法研究集字如何涉及传统文化传承的提问，朱友舟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这句话，也是他多年工作的一个注脚。用楚简文字集《楚辞》，并非简单把楚文字排列成篇。一个字能不能用、从哪里取、是否符合文字学规律、放入作品后是否仍保留楚简文字特色，这些都需要反复辨析。写得漂亮当然重要，写得准确更是前提。
武汉大学文学院肖毅教授在荐文中提到，《楚简集字〈楚辞〉》集字严谨，全面吸收楚文字研究成果，选字精准有据，来源清晰；书稿完成后，还曾邀请多位楚文字领域学者审校修改、反复打磨。这种审慎态度，恰恰说明这项工作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书法创作。
事实证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并非一曝十寒，举手之劳，而是要滴水穿石，久久为功。
从《楚辞》到《诗经》《周易》，真功夫里的“基础工程”
如果说《楚简集字〈楚辞〉》是一项已经呈现出来的成果，那么接下来推进《诗经》《周易》等楚简集字的经典，则意味着更多功夫、更深研究的持续与积累。
朱友舟在讲座中说，他在推进相关集字项目，包括《诗经》《周易》等经典文本时，为了文本和集字准确，尽量减少差错，近期来一直坚持大声朗读《楚辞》《诗经》《周易》《庄子》等经典。
“默读跟读出声来完全不一样。”朱友舟说，默读时，遇到不熟悉的字，眼睛容易滑过去；一旦读出声，字音、字形、字义都会被重新确认。这种方法看似朴素，却关乎文献处理和集字书法的严谨。
谈到《周易》相关集字工作时，他还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差点去学算卦”。现场听来轻松，背后却有实在的用意：要处理《周易》这样的文本，就不能只把它当成字库，还要尽量理解卦爻辞的结构、语境、历史和背景。经典文本并非可随意摘取的文字材料，集字书写前，须尽可能进入文本本身，掌握中华文化的微言大义。
从查字、辨字，到读经、校对，再到书写、编排、出版，每一步都须兢兢业业，精心雕琢，不能图快。朱友舟介绍，自己身边虽有博士、硕士等参与相关工作。但仍需自己格外用心。因为从《楚辞》到《诗经》《周易》，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又写了一套书”。更重要的是，它把古文字研究、经典文本整理、书法教学和大众传播放在同一条路径上，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是十分细致而具体的。对于后来的书法学习者而言，这样的成果可以成为案头工具；对于古文字研究而言，它提供了走向公共文化空间的一种方式；对于传统文化传播而言，它让经典走出注释本和研究论文，也能以可观看、可临摹、可书写的方式进入当代生活。
这也正是其“文化基础工程”的重大而现实的意义所在。它没有热闹的声势，却需要长期、细密、扎实的工作；它看似只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和书写，实际是在为让更多人接近优秀文化、理解经典文本、学习弘扬书法而铺路奠基。
实践证明：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非一日之功，它体现在每一天的刻苦研究里，体现在天长日久的坚持中。
今天重视简牍书法的意义所在
讲座中，朱友舟引导听众把楚简摆进中国书法的历史长河中去观察思考。
他说，唐代是楷法成熟的重要时期，宋代重尚意趣，元代有复古取向，明代随着纸张、空间和审美需求变化，大字书写和视觉气势进一步发展，清代则在朴学和金石考据背景下推动碑学兴盛。到了近现代，甲骨文的发现又为书法提供了新的资源。
在朱友舟看来，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和学问，也有每个时代重新打开的方式。今天，大量战国简、秦简、汉简等出土材料已经整理公布，简牍书法理应成为当代书法研究与创作的重要资源。
这些材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保存的是直接写在竹木载体上的墨迹。与碑刻不同，简牍更能让人看到古人书写时的笔触、节奏和变化。它既有文字学价值，也有书法史价值；既关乎古文字释读，也关乎当代书法如何从新的传统资源中获得启发。
朱友舟认为，简牍书法真正走向大众，并不只是办几场展览、出几本专著。更理想的状态，应是有一天在普通书法工作室里也能看到简牍字帖。更多学习者愿意临写、研究、使用这些材料。那时，简牍书法才算真正被更多人理解和接受。
讲座现场，一位书法爱好者拿着自己的楚简书法习作上前请教。朱友舟细看后肯定其墨色和气息，同时也提醒对方，学习楚简不能停留在外形模仿，还要理解其背后的文字规律和书写逻辑。
这个细节，恰好说明了简牍书法推广的现实意义。楚简不只属于学术论文，也不只属于博物馆展柜。它可以进入课堂，进入书房，进入普通书法爱好者的笔下。前提是，有人把那些专业、艰深、分散的材料，整理成可辨识、可学习、可理解、可使用的形式。
实践再次证明：生活之中，有些事易做，但意义不大；有些事不易做，但意义深远，须下苦功夫、真功夫方能达成。
让古文字研究成果真正“落笔”
从学术专著《战国楚简书风研究》，到集字范本《楚简集字〈楚辞〉》，再到正在推进的《诗经》《周易》等相关经典集字规划，朱友舟这些年的工作，始终围绕一条路径展开：让古文字研究成果通过书法重新进入当代人的视野。让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更多的人所熟悉和喜爱。
今天，键盘和屏幕已经成为日常书写的主要工具，古文字、毛笔、简牍似乎离现代生活很远。但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重新理解手写的价值，重新认识书法的意义，重新在古文字与经典文本之间架起互通的桥梁，显得更加重要。
讲座结束后，仍有不少听众围在讲台前继续与朱友舟交流。有人询问临摹方法，有人翻看相关出版物，也有人就楚简用字继续请教。古老的楚文字，从出土简牍走向书页、课堂和书案，在这样的交流中获得新的传播。
所谓弘扬，并非把优秀文化搞得高深莫测，离我们很远；所谓传承，并非把优秀的经典高高供起，让人敬而远之。更好更实在的方式是，把它弄懂、写准、讲清，再交到更多人手里。
朱友舟用近3万楚简字形集写《楚辞》，并继续用楚简集字《诗经》《周易》等经典。他，正在做一件意义深远的事。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添翼 见习记者 赵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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